8月中下旬，洪水过去了将近一个月，水电路网逐渐畅通，淤泥被清理干净。在外界，关于暴雨洪水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，在受灾的山村，源源不断进入的物资，帮助着那里的人们不断地恢复正常的生活。

很少有人注意，如今努力恢复生活的人，还有当初直面灾难的人，大部分都是老人。老龄化、空心村，这些在过去的乡村发展中，反复被人们提起和讨论的概念，在空前的自然灾害中，显现出了它格外脆弱的一面。

8月13日，斋堂镇白虎头村，62岁的村支书宋福强，讲述洪水中救人和灾后恢复的情况。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 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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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人的人，其实同样是老人

塌方的时候是什么声音？砂石混合着泥浆，被洪水冲下山坡的时候，又是怎样的声音？

“有点儿像窜天猴，凄厉，悠长，轻易地穿透暴雨和洪水的轰鸣声，刺进人的耳朵里。”8月14日傍晚，北京门头沟区白虎头村村委会的院子里，62岁的村支书宋福强回忆当初的惊险经历，说话的时候，他的身旁，还有一块未曾清理的巨石。

13天前的凌晨1点多，他和这块石头擦身而过。当时，他刚刚走出村委会，准备叫醒熟睡的村民，转移到高处。他前脚离开，塌方的山石就滚进了村委会，砸塌了一栋小楼，把另外一栋楼砸得千疮百孔。

那天夜里，他和村委会的人们，在大雨和洪水中，转移了46个村民，背出了一位95岁的老人。

8月13日傍晚，斋堂镇白虎头村，村民们正在重修供水管道，他们大多都是村里留守的老人。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 摄

洪水之后，人们为劫后余生而庆幸，也为洪水中救人的人们而感动，但很少有人关注，这些救出老人的人，其实自己也是老人。

8月1日凌晨一点多时，雨大得可怕，院子里的水没过了膝盖。在山体塌方的前一刻，他走出村委会，一家一家地拍门，转移了46个人，雨声、水声太大了，光挨家叫门，就花了一个半小时左右。

被转移的人，大部分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，年纪最大的98岁。这位98岁的老人，和她60多岁的女儿一起生活，洪水和暴雨肆虐的黑夜中，女儿无法在将母亲带到高处，绝望中一度想要放弃。

暴雨过后，宋福强没有问过那位60多岁的女儿，究竟当时是怎样的绝望。就在转移的当夜，他找人背出了98岁的老人，安置在村里的一家民宿中，那一晚，有46个村民安全转移，没有悲剧发生，没有人员伤亡，不论是对宋福强，还是对所有白虎头村的人，这就够了。他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，顾不上复盘那一夜的惊险和得失。

在山村里，50岁还算年轻人

8月13日，门头沟清水镇梁家铺村，70岁的于克俭独自在村委会临时的办公点，领了当天的救灾物资，1桶食用油，4袋面，1包蔬菜，1提瓶装水……

于克俭家离村委会不远，他打算自己把物资扛回家，一趟不行，就多来几趟。包村干部周利军上前帮忙，扛起了面粉和瓶装水，帮于克俭送到家里。

梁家铺村位于百花山脚下，是109国道进入百花山时途经的第一个村庄，被称为百花山下第一村。村庄建在两山之间的沟里，村旁一条小溪，常年有百花山流下来的水。村里还种了中药材、果树等。但风景和新的产业，不足以留住年轻人，村里留守的大部分都是老人，全村58户人，暴雨前统计的居民只有158人。甚至连村两委成员也都是老人，64岁的村支书梁怀军说，村两委中的干部，最小的一位55岁，其他的，都开始领农村养老金了，“在村里，五十岁还算是年轻人。”

8月13日，清水镇梁家铺村，60岁的张克浦参加完村里的清淤后，回到家里晾晒被洪水泡过的电器。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

一个老龄化的村庄，在暴雨和洪水中如何自救？60岁的张克浦，在暴雨中和村干部一起救了6个人，在一户被洪水淹没院子的人家，他们搭着梯子，从后墙翻进去，救出了四口人，又用绳子绑在腰上，把人从被洪水淹没的家里拉出来。

收拾家园，82岁老人也劳动

于克俭一个人居住，洪水之后，孩子们回来帮了几天忙，又回去上班了。家里和院子里二指厚的淤泥，他一个人清理得干干净净，只有地上的一层干燥的浮土，还保留着洪水的痕迹。

洪水过后，村里组织村民展开自救，包村干部、村委会干部，还有志愿者们，一家一家地帮助排水清淤，于克俭清理了自家的淤泥后，又参加了村里的劳动，清理街道淤泥，干了三天。

梁怀军介绍，在梁家铺村，许多老人自愿参加村里的恢复工作，年纪最大的82岁了，“我们不让他干，但他还是干了不少活儿。”

8月14日上午，斋堂镇东胡林村，66岁的刘海柱，和几位同样年老的村民一起，正在梯田中砌墙，洪水过后，梯田之间的矮石墙被冲得七零八落，他们要尽快砌好，才能保证这一小片村民的自留地能够重新恢复生产。就在距离他们几十米的地方，77岁的刘丰民，一个人蹲在地里忙碌，这片不到1分地的小菜园，是他和妻子日常蔬菜的主要来源，洪水过后第三天，他就重新整理了土地，种下了新的种子，如今新的幼苗已经破土而出，和旁边地里倒伏的玉米遥遥相对。

8月14日，斋堂镇东胡林村，66岁的刘海柱正在重砌菜园里的石墙，洪水之中，这些小石墙几乎都被冲垮了。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 摄

在整个受灾的山区，不论是清理淤泥，还是整理土地，抑或是收拾家园，村庄里参加劳动的，大部分都是老人，除了参加救援的队伍、志愿者，村里的年轻人，少有长时间回村帮忙的。刘丰民的儿子，曾经想把刘丰民夫妻接到城里居住，但他们拒绝了，他们留在村里，和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同甘苦，儿子则回去上班了，那里也有许多工作等着他。

老年村庄，被灾难放大的困境

空心村，老年村，这些平常反复被人们讨论的乡村发展困境，在难以预测的自然灾害面前，忽然被放大了，呈现在所有人面前。

“过去关注乡村的老龄化，更多集中在老人缺乏照料、乡村发展缺乏劳动力等方面，但自然灾害来临后，给老龄化的乡村提出了新的问题，老年人如何防灾减灾？”中国农业大学教授、农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说。

自然灾害带来了严重的生命与财产安全风险，如何应对风险，减少损失，可能将是这一次灾难之后，需要长久思考的问题。

在梁家铺村，一位老人在转移之后，执意回到家里，想要拿遗落的手机，想要用手机和在外的孩子们联系，村干部们发现后，用绳子绑住他的腰，才从洪水中救出了他。

在雁翅镇淤白村，一位独居的老人，转移后房子被塌方的泥沙压塌，村支书承诺帮她清淤，但短时间内，她不可能回到自己的家里。

在妙峰山镇桃园村，60岁的村支书曹振刚，失联后在泥泞的山路上，走了两个多小时，走到镇政府通报村里消息。比曹振刚走得更久的，是雁翅镇珠窝村村支书李言生，1963年出生的他，在失联后走了4个多小时的山路，穿过洪水漫溢的山洞和铁路，走到镇政府通报消息……

8月2日，60岁的妙峰山镇桃园村支书曹振刚（左），走了两个多小时，走到镇政府通报消息。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

“没有年轻人可派，村委会干部年纪都很大了。”曹振刚说。

“不论是救人，还是报信，抑或是灾后的恢复，缺乏年轻劳动力的乡村，都要面临许多难以想象的困境，”朱启臻说，“最直观的困难是，如果老人不愿意走或无法行动，协助他们转移避险，就是一个非常吃力且危险的工作。”

灾后重建，还会需要多少时间

洪水过后两三天，梁家铺村的村干部和包村干部们，几乎都没有睡觉。人员安置、餐饮保障、和外界打通消息，每一件事情，都需要庞大的工作量，都需要克服无数困难。

包村干部周利军和村支书梁怀军两个人开一辆四驱车，平时10多分钟的路程，两个人开了两个多小时，中途还弃车步行，才到达镇政府，即便如此，他们村也是第一个到达镇政府报告情况的村子。洪水退后的第二天，他们村里就通过后山的泉水，解决了吃水问题，也是清水镇第一个通水的村庄。

即便如此，村里的恢复和重建，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一直到8月13日，在有救援队伍帮助的情况下，村里的淤泥仍没有清理干净。村民们的家里，也还有许多事情要做。

张克浦的家里，淤泥已经清理结束，院子里晾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家具、电器，从柜子到桌子，从吹风机到电视机，“进水的屋子，这一冬天不能住人了。”他说。

从暴雨预警开始，周利军几乎都呆在村里，和村里所有的人一起，经历了转移、救援、安置、恢复的全过程，也经历了失联到复联的艰难历程。

在白虎头村，村委会倒塌的房屋，洪水留下的淤泥，也是最晚清理的，一直到8月14日，砸塌村委会的大石头，还留在院子里。

对62岁的宋福强来说，每一刻都有新的事情要做，都有新的问题出现。从2007年当选村支书，16年中，他和这个村里的老人们，把一个欠了几十万外债的凋敝小村，变成了远近知名的旅游村，村里的每一家民宿、每一条道路、每一个景观、每一块农田，都是他们一点点重新打造的。在灾难到来前，村庄正处在旅游的旺季，许多外地的游客都慕名而来，村里老人居多，无法承担过于沉重的劳动，但足以为游客提供良好的住宿和餐饮服务。

洪水之后，一切都改变了，老人们放下毛巾和锅铲，拿起铁锹和镐头，清理淤泥，整理村庄、重新埋设管道……干起超出他们身体负荷的工作。

外部力量，是灾后重建的主力

随着道路的打通，更多的物资在不断进入受灾村庄，在梁家铺，每天都有至少一次外部的物资运送进村，在白虎头、东胡林等众多村庄同样如此。

尽管在救灾和恢复中，村民们一直在积极自救自助，但来自外部的帮助，仍然是应对灾难最主要的力量。

“在应对灾难时，村干部、包村干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”周利军说，“村庄老龄化、空心化的同时，也意味着村庄体量的变小，老人多，但总人数并不多，因此包村干部和村干部的力量得以体现。”

记者注意到，在此次受灾的村庄中，数百人的村庄，即可算作是大村，在深山区，人口稀少的小村庄占据绝大多数，最小的村庄，只有二三十个常住人口，“利用政府和村党支部的力量，弥补村庄老龄化的缺陷，是这次灾难中普遍展现出来的特点，”周利军说，“在这次灾难中，我们看到了基层党支部的强大力量，有村支书在洪水中救了一个小女孩，也有村支书带领村干部，打破院墙，救出了困在院子里的村民。”

村庄的灾后恢复同样如此，在村里，许多老年人参与劳动，排水清淤，但同时，外部的救援和支援力量，成为恢复村庄的主体。

“梁家铺在洪水后的第二天就接通了山泉水，这是我们村里自己动手解决的。同时，政府也在帮助修复自来水管道，到8月中旬左右，自来水就恢复了。”梁怀军介绍。

对于村庄的恢复和重建，周利军持乐观的态度，“灾后的恢复和重建，更多的力量来自全区乃至全市的力量，相信会在短时间内有比较明显的成效。”

来自外部的强力救援和帮助，缓解了村庄老龄化的困境，但这样的帮助是否可以持续，在灾难之后，引起了更多村民的思考和讨论，尤其是对村庄来说，漫长的恢复和重建，将严重考验自身的发展潜力。

村庄恢复，将是一个漫长历程

把一个一穷二白、欠着外债的村庄，发展成为远近知名的旅游村，白虎头村支书宋福强用了16年。16年中，他也从一个46岁的年轻村干部，变成了一个62岁的老人。

洪水之后，宋福强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，最开始几天，他忙于各种工作，几乎无暇休息，到后来，繁杂的恢复工作和村庄巨大的损失，总会让他恍惚失神，有时候到了晚上，清淤的工人们下班休息后，他还会久久地站在空无一人的“工地”上。村里的老人们会变得越来越老，而年轻人却不会增加，他不知道这个村庄还会不会有下一个16年。

8月13日，斋堂镇白虎头村村民王文革，在村里清理了一天淤泥后，正准备回家，洪水中，他带着12个人爬山避险，12人中有老人也有孩子。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

在梁家铺村，村里集体种植的中药材，在洪水中受灾严重，而是否能恢复也仍未可知。

“老龄化的村庄，产业的发展确实有很大的困难，这可能是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。尤其在遭遇罕见的灾难破坏后，恢复和重建可能会更难，这是政府力量很难解决的。”周利军说。

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，在灾后，为什么年轻人回来的少？

“如果年轻人普遍参与，灾后的恢复和重建会更快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”朱启臻说，“但目前看，这不太现实。”

对外出多年的年轻人来说，村庄是老家，但并不是安身立命之所，他们和村庄的联系，正在变得越来越薄弱，“城市化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，使得年轻人离开村庄和土地。同时，乡村的发展中，农民的主体地位难以保障，也使得许多人不再认为自己是村庄发展的主导者。包括村庄的许多日常事务，如清洁、修路、建设等，都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实现的，村民对政府的依赖性正在变得更强，所以在灾难之后，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，恢复和重建不是他们的事情，而是政府的工作。”朱启臻说，“其实最终还是落到了一个老问题上，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，让农民真正成为村庄的主人，在村庄的建设和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利益，让他们可以在村庄里安身立命，这才能让村庄有更强大的力量，面对和战胜自然灾害。”

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

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柳宝庆